組織賣淫罪可以劃分主從犯。
    如所周知，盡管我國刑法規定中并無幫助犯的概念，但是刑法理論和實務中均認為幫助犯是與組織犯、教唆犯、實行犯或正犯相對應的概念，亦即是沒有直接實施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，但是對他人實施構成要件實行行為提供幫助或便利等輔助作用的人。我國刑法第27條規定了從犯的概念，即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，是從犯”。
    據此，我國刑法中的從犯包括兩種情況：
    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人員；
    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人員。
    顯然，與幫助犯相對應的只能是第二種情況。換言之，幫助犯與從犯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，從犯的外延大于幫助犯。
    因此，組織賣淫犯罪中，雖然實施了部分組織行為，但是在整個共同犯罪中系受人指示、安排，所處地位較低，發揮作用較小的行為人，可以認定為是從犯。

組織賣淫行為人可以被認定為是從犯。
    在我國刑法條文中，并沒有明確“正犯”概念。但是刑法理論一般認為，我國刑法在共同犯罪的規定中，實際上存在正犯。與大陸法系刑法采用單一標準（形式客觀說或者實質客觀說）將共同犯罪人劃分為正犯和共犯不同，我國刑法實際上對共同犯罪參與人采用了雙層次劃分。首先，根據參與人參與類型或者分工不同，劃分為正犯、組織犯、教唆犯、幫助犯；其次，根據參與人參與程度或者作用不同，劃分為主犯、從犯。前者主要解決的是犯罪構成要件以及其間的關系問題，后者主要是解決量刑問題。
    由此可見，在我國刑法中，正犯與主犯是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概念，并不具有邏輯上的對應關系。換言之，正犯并非一定就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,也可能只起到次要作用而認定為從犯。因此，司法實踐中存在“次要的正犯”現象，即雖然實施了刑法分則規定的具體犯罪的實行行為，屬于正犯或者實行犯,但是在共同犯罪中僅起到次要作用的行為人。對“次要的正犯”，可以根據刑法第27條之規定認定為從犯，在量刑時應當從輕、減輕或者免除處罰。就實施組織賣淫的部分管理人員而言，盡管他們在賣淫場所中擔任一定職務，分擔了部分組織賣淫行為，但是也可以綜合考慮他們在犯罪過程中所起的作用、地位、危害后果等因素，認定為是“次要的正犯”，亦即從犯，量刑時應當從輕、減輕或者免除處罰。

相關刑事罪名：組織賣淫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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